史胆与史责

注重史家自身的修养，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史上两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曾对史学家修养作了严肃认真的总结：唐人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为史学家必具的修养。清人章学诚在刘知几所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史德”。从此，才、学、识、德遂成为史学家自觉修炼的品德，同时也是人们评价史学家的重要标尺。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家还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人们昭示：胆量和责任感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

齐庄公淫乱无道，被大夫崔杼杀死。齐国的史官们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记下了这件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杼）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史官视死如归的胆量和留信史于后世的责任感。

中国史学史上，有不少史家明确提出史胆和史责：

梁人刘勰所著《文心雕龙·史传》号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半部史学理论专著，就曾专门论及史学家的胆量和责任心：“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

范文澜以韩愈为例解说此句，指出面对作史可能带来的各种是非之祸，有无史胆、史责之史官的应对是不同的：“韩愈不敢作史，恐赢得是非之祸尤耳。荷担犹言负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为了证明韩愈之“不敢”，范文澜在注中全文附录了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该书中，韩愈谓“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此当是其无史胆；韩愈又谓自己出任史官是宰相“哀其老穷……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此当是其无史责。金毓黻注此句亦谓“此言修史之责重也。”（《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期。）

明人李贽更认为史胆在史家诸修养中占有重要地位：“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焚书》卷四《杂述》之《二十分识》。）李贽本人即是一位史胆过人的史学家，“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有……二十分胆”，唯其如此，他才能提出与传统见解大不相同的是非标准，写出惊世骇俗的史学评论。

上述史学家的言行足以说明良史是必须具备史胆和史责的。刘知几和章学诚因时代和个人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明确提出这二项，今天的史学家理应站得高，看得远，不仅注意才、学、识、德的修养，还要在此基础上着意修炼自己的史胆和史责，因为这两项在今天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意义。笔者以为：

史胆有助于发挥史学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惩恶劝善。刘知几曾指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其中上者即为“彰善贬恶，不辟强御。”（《史通·辨职》）“御”者，强也。在强暴的高压下，没有史胆的人往往通过曲笔为史来巩固职位、保住性命，“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史通·曲笔》）惧诛则曲笔，其史书只能使忠臣义士羞，岂能“彰善贬恶”！只有具备史胆者方能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史通·直书》）从而保证其直书思想得到贯彻，落实到修史中去，否则空有直书之心而不能有其行，或者如韩愈之畏天刑人祸而束手思退；或者如三国吴人张俨之作《嘿记》，默默记下，不敢公之于世；或者如晋人孙盛撰《晋阳秋》而写两种本子，其载真象者藏于辽东以避祸。世人根本不能看到他们的史学成果，则“彰善贬恶”又从何谈起？要想写出惩恶劝善的史书，还需要作者具有识见，因而识见通常为人所称道。识见又从何而来？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由胆而生识，而且识见有史胆相助更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李贽的史论可以说明这一点。他曾自诩说：“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焚书》卷六《四言长篇》之《读者乐》“引”言。）此确非虚言。这是因为能识人所未识、见人所未见之后，还要能有胆量才能言人所不敢言！否则所识所见也就只能闷在心中，徒生暗室之叹而已。

史责有助于调动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忠于史职、通古联今，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自觉地、有意识地用之于社会。对当代史学理论研究颇有深度的瞿林东曾多次撰文强调史学家责任心的重要性，并将史责具体地分析为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史学家的责任感强，就能严肃认真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史学工作。谈迁历尽千辛万苦写成的《国榷》书稿被人窃走之后，不惧年事已高，毅然执笔再次写成全书。万斯同坚持以布衣身份入清史馆修明史，就是因为他不愿明亡而明史也亡，更不愿看到明史遭到歪曲。查继佐以29年之力写成《罪惟录》，其间“寒暑晦明，风雨霜雪，舟车寝食，疾痛患难，水溢火焦，泥涂鼠啮，零落破损，整饬补修，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口哦而不闻声者几何件，掌示而不任舌者几何端，以较定哀之微词，倍极辛苦。”（《罪惟录·自序》。）是为历史责任感。当代史学家只有培养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才能做到不媚俗，甘心坐冷板凳，以成就自己的名山事业。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就是希望当时的皇帝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魏源写《海国图志》，也是为解决当时国家之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60卷本《海国图志·原叙》。）是为现实责任感。当代史学家只有修炼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才能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当代重大的社会问题，不计身家利害，有意识地发掘古代史学成果的现代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让所学知识在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